讲座回顾 | 罗岗教授：“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之争”——从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译本谈起
2021年6月27日晚7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翻译史讲座”第六讲在腾讯会议开讲。第六讲的主题为“‘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之争’——从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译本谈起”，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罗岗教授主讲，并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既有翻译史、思想史领域的专家，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加罗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讲座开始，罗岗教授首先介绍了题目“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之争”中“当代文学”的特定意涵。此处“当代文学”并不是指当下此刻的文学，而主要指的是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中所界定的共和国前30 年的文学，也就是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文学。在这个“当代文学”中发生了人道主义的讨论，即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这“三人”的讨论。罗教授表明，自己对这一讨论并不是从当代文学思潮的角度切入（参考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而是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此项研究既是受洪子诚讨论“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之争”启发，也有与他对话的意图。
罗教授首先介绍了加罗蒂的生平，参考的材料是加罗蒂名作《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译者前言：
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 1913-，一译罗歇·加罗迪）是法国著名的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是基督教徒。一九三三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捕，在阿尔及利亚集中营里关押了近三年。盟军登录后才获释放，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回国后担任过法国参议院议员、国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后在大学执教。他曾当选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一九五九年起主持法共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但从未放弃过对基督教的好感。一九七二年因反对苏联入侵捷克而被开除出党。
从中可以看到，加罗蒂虽然出身工人家庭，在1933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从未放弃过对基督教的好感”。对加罗蒂而言，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始终是重要的话题。另外，加罗蒂是法共的重要成员，当选过法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但他1972 年因反对苏联入侵捷克而被开除出党。可见，在加罗蒂的思想内部，需要处理的是基督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法国共产党作为西欧的共产党，一直要处理跟东欧、特别是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加罗蒂思想变化的一大契机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清算斯大林主义，这影响甚至决定了加罗蒂对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熟悉国际共产运动史的人都知道，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均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加罗蒂的思想变化也在这一脉络之中。
△加罗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文本
加罗蒂最重要的著作是《论无边的现实主义》，1963年法文本出版，标题下的三排名字分别是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这本被作者自称为“小册子”的书，收入了谈论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的三篇论文，提出现实主义应该扩大自身的边界，特别是与当时被称为“颓废派”（现在通常称为“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对话，向他们开放。加罗蒂的观点和苏联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
这本“小册子”当时很快被翻译成了14 种语言，并且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中以苏联为代表的对加罗蒂的批评，尤其是对他用现实主义容纳“颓废派”的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的批判。譬如1964年苏联的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召开会议批评性地讨论了这部著作，苏联的《文学问题》、《外国文学》等杂志也刊发长篇批评文章。激烈的批判也扩大了加罗蒂的影响力，使得加罗蒂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传播。
△加罗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译本
而在中文语境中，《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并没有被立刻翻译，一直到1986 年才由吴岳添先生翻译成中文，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一种出版。但是当时有两本重要刊物介绍了加罗蒂，其中一本是《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该杂志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除了介绍了加罗蒂的观点，同时也翻译了批判加罗蒂观点的文章。1964年第1期《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介绍了两篇推崇加罗蒂的文章，一篇是法国著名作家阿拉贡（LouisAragon，1897-1982）所作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序》，另一篇是戴克斯的《一种摆脱了教条的美学（评罗歇·加罗第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而1964年第6期《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译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并附有一段译者按语：
加罗第的文艺理论著作《无边的现实主义》问世已经一年。该书出版后，法共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之吹捧，并发挥该书的反现实主义的观点，形成了一股文艺上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该书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如波兰批评家茹尔凯夫斯基所说，“有的对该书表示赞同，有的则提出严厉批评。即使在那些总的来说对加罗第的书表示欢迎的反响里，也往往夹杂着批评的意见。”至于苏联文艺界，则迄今很少直接发表意见，只是间接地报道了东欧国家对该书表示异议的文章。
这里译出的《代后记》，基本上概括了《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的主要论点和指导思想，对我们认识该书的全貌，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段译者按语代表了1960年代对《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比如“吹捧”一词就有批评的意味。《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前后一共刊载了八篇相关文章，汇总如下：
作者及文章名 | 刊载期号 |
加罗第：《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 | 1963年第3期 |
阿拉贡：《〈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序》 | 1964年第1期 |
戴克斯：《一种摆脱了教条的美学（评罗歇·加罗第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 1964年第1期 |
加罗第：《〈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 | 1964年第6期 |
加罗第：《关于现实主义及其边界的感想》 | 1965年第1期 |
加罗第：《费歇尔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辩论》 | 1965年第3期 |
加罗第：《论现实主义及其边界》 | 1965年第5期 |
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 | 1965年第5期 |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刊载《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及相关评论
另一本介绍了加罗蒂的重要刊物是《外国学术资料》，负责该杂志编辑、出版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该杂志相当自觉地对于世界的学术观点和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翻译和介绍，在当时有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总而言之，虽然加罗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没有被立即翻译成中文本，当时中国是对该书和相关讨论有相当深入的关注。
二、从出版说明看加罗蒂在中国语境中的形象变化
罗教授指出，尽管《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未立即翻译成中文，但加罗蒂的其他著作在五六十年代翻译成中文的其实不少，包括《什么是自由》、《论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人的远景》，还有《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一书也收录了加罗蒂的一篇论文。虽然这些书绝大多数都以“黄皮书”的形式内部发行（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但由翻译量已经可以看出，加罗蒂是中文世界特别眷顾的理论家。
在中国的语境中，加罗蒂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修正主义者。如何知道加罗蒂的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这就要看每本书的出版说明、译者说明，这些并不是简单地代表了出版方或者译者的态度，而是代表了当时的官方的态度。
△加罗蒂《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问题》出版说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出版说明》写道，“本书著者茄罗蒂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共产主义哲学家，我们在1954年曾经出版过他的‘什么是自由’一书，他的名字对我国读者已经是很熟习的了。”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面，即使没有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但是五六十年代的读者对加罗蒂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且加罗蒂的书往往是从俄文本转译，可见加罗蒂被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认可，当时实行“一边倒”政策的中国也就大量引进了加罗蒂的著作。而《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没有俄文译本，可见它不被苏联认可，即便中国并不缺乏法语译者，也没有引进这本书。
另一本书《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主义之后引发的讨论的结集。该书《出版者说明》说加罗蒂“主张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重点在于教条主义。……加罗蒂认为斯大林（附带涉及日丹诺夫）在哲学上的‘基本错误’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错误’根源是‘个人迷信’。”当时的大背景是中苏论战，加罗蒂对斯大林哲学错误的批判是与之契合，因此《出版者说明》只是陈述加罗蒂的观点，而并没有对他定性。
《人的远景》一书的《出版者说明》对加罗蒂的批评就非常严厉，包括将其思想定性为“哲学修正主义思想”，批评他一方面“公然抛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混淆是非，竭力向资产阶级哲学谋求调和和互相谅解”，另一方面“用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篡改成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另外《出版者说明》也提及加罗蒂另一本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人道主义”。总之，加罗蒂的形象彻底从正面转为负面。
罗岗教授小结道，之所以加罗蒂的形象会发生这个变化，最主要的转折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书。而若要透彻理解这一形象转变，就要考虑当时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语境变化，以及大环境影响下的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变化，下一节会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展开讨论。
三、加罗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加罗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出版者说明》没有对加罗蒂做定性，而是试图做客观的介绍。从《出版者说明》转录的俄文本序言来看，“是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揭穿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敌人的尖锐的论战性著作”、“同时证明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顽固守旧性’、关于马克思主义似乎轻视自由和人道主义理论的武断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苏联对于这本书是推崇的。而之所以推崇，是因为苏联在批判斯大林之后，重新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课题，认为加罗蒂这本书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的努力。从这个《出版者说明》中可以看出，加罗蒂的形象处于从正面形象向负面形象过渡的过程中。
1963 年5 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书（刘若水、惊蛰译，陈友松校），由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 年俄文版转译。法文原著Humanismemarxiste (Cinq essais polémiques) 1957 年出版，时间上是紧接着1956 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使得人们必须在思想上面来回应如何对待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论争，这本书虽然是“内部发行”，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1963年中译本出版后一年左右，1964年9月第二次印刷，印数就从2501 册增加到 5500 册。
从历史的语境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1957年法文版发表，到1959年俄文翻译本出版，再到1963年中文翻译本出版以及1964年重版，构成这一系列“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语境具有“全球史”的意义。正如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讨论晚清翻译时指出，欧美文本进入中文是借助日文译本的转译来完成的。而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欧美文本则是借助俄译本的转译进入中国的语境。
罗教授特别提醒大家留意该书出版前后历史大事件的时间结点。往前追溯是由揭露“斯大林主义”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标识的苏共二十大（1956年）、布达佩斯暴动和向苏伊士运河派兵（1956年）、古巴革命的胜利（1959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后几年，以及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后戴高乐重新掌权（1958-1962年）、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1960年）、柏林墙的修建（1961年）；往后延伸到这是美国对越南的干涉（1965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 年）、法国以及世界各地1968 年的“五月事件”、布拉格之春和苏联红军对捷克的入侵（1968年）。而加罗蒂正是因为反对苏联红军对捷克的入侵而被开除出党。放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来看，这本书就有非常重要的“界碑”式作用，它代表了思想历程的转变。具体而言，人道主义的讨论并不只是简单的、具体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个人的幸福”的问题，而是与全球史的变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罗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些历史结点中，最重要的可追溯的“起点”，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冲击。借用洪子诚讨论加罗蒂的文章《“完整的人”的问题》中的话：
加罗蒂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做结合的原因和动机就在于此。
四、《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翻译的思想语境
如果从法国政治和思想语境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异化”的观念入手（该书第一章就是《论异化》）聚焦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从属于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一书中所描绘的法国思想的“异化热”：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
虽然这里没有提及加罗蒂，但加罗蒂一方面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另外一方面也始终没有放弃基督教信仰。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的“异化”，包括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以及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人的全面的复归，人的全面的发展”，这样一套以《手稿》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人道主义的话语，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
《手稿》在1932 年题作《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完整发表，最大特点是其将“异化”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一方面已经具有后来“阶级斗争”、《资本论》的或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出行，给保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提供论据；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从“马克思”中分裂出“青年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可能。因此，《手稿》在“攻击和保卫马克思的论战中曾经起到头等重要的作用”，比如卢卡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手稿》的征引与阐释。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1960年代阿尔都塞努力突出《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要迂回证明“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以“保卫马克思”。
需留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所以很快翻译成俄文，并且得到较高的评价，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人也开始讲人道主义的语言了。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把新党纲说成是“一份真正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文献”和“完全实现了对党的口号，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利益’的实践”。而聚焦于中文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文本的翻译、出版以及引起较大的关注，则与1956年“双百”方针直接催化的、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的围绕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潮展开的讨论与批判密切相关。
罗教授小结道，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书，固然要留意其成书的历史背景以及该书翻译、传播的思想语境，不过此处不会一一展开，因为这次讲座并不围绕该书展开，他希望讨论的是加罗蒂和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论争的关系。
五、“当代文学”中的“加罗蒂”
罗教授接着问道，加罗蒂和当代文学的连接点究竟在哪里？洪子诚有一系列的研究讨论这一问题。罗教授认为，可以在洪子诚《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一文中看出他完整的研究计划（下划线为讲者所加）：
另外，也可以看出洪子诚有跨域的问题意识（下划线为讲者所加）：
罗教授指出，比洪子诚再推进一步来讲，“当代文学”作家和加罗蒂并不仅仅是“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问题，而是面临着共同的历史语境，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并不是“各自遭遇”，而是有内在的联系。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构造的世界性的视野里面，加罗蒂和当代文学作家的联系，也可以作为“跨文化现代性研究”或“跨语际现代性研究”的一个例证。罗教授表明，他的方法和问题意识，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
关于“百花时代”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文章都发表在两本杂志上，一本是天津的《新港》，另一本上海的《文艺月报》。《新港》的编辑委员会里主要有方纪、孙犁等。《文艺月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出版物，执行编委主要是唐弢、魏金枝、以群三位。在两本杂志上最重要的三篇文章，分别是巴人《论人情》、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在创作上，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邓友梅《在悬崖上》、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小说创作也被归入人道主义文学。
△左：《新港》杂志 右：《文艺月报》杂志
围绕这三篇核心文章，前后有两波批评，有些批评甚至出了专书。第一波批判集中于巴人《论人情》发表后的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下半年“反右”斗争结束，从“商榷探讨”到“批判”，不断激进化；第二波发生在1960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后。讨论“人道主义之争”，不仅是讨论核心文章，也涵盖对这三篇文章的批判，因为恰恰是批判里面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
罗教授强调，此前关于“人道主义之争”的讨论多是在当代文学思潮史的脉络之中讨论，但这次讲座从加罗蒂的思想的翻译切入，正是希望将这一事件置于另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中重新考察，这个舞台就是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所构造的舞台。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与批判并不限于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的领域，放宽视界，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潮的流行与遭受到猛烈批判，很大程度上直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判断。这一判断不仅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更针对“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显著表征是以1960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为开始、以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为结束的中苏论战。这场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论战其实在1956-1957年就已初步展开，具体可以参考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毛泽东对俄国斯大林批判的态度有一句名言，“揭了盖子，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指的是可以批判官僚主义，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捅了娄子”指的是如果把斯大林的旗子砍掉，会引起世界性的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也会使得很多原来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感到幻灭。因此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批判斯大林，还需要保卫斯大林，这就是中国跟苏联之间的一个区别。
放在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舞台上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思潮与批判中，1963-1965 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五辑内部读物《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依次汇编了50 年代到 60 年代苏联、波兰、东德等东欧阵营，还有法国、英国、西德等各国在哲学与文艺方面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论述；此后还出版了从文艺复兴到19 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论述选辑。这两套书非常重要，它有意识地把中国内部发生的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整个世界性的人道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在空间上，将人道主义之争放在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甚至包括资本主义阵营中；而在时间上，将人道主义之争放在从文艺复兴到19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兴起的背景中。
这些内参资料，首先说明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不仅在中国“双百”方针创造的宽松氛围内曾被讨论，同时也在苏共二十大后的苏联、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引发大规模争鸣，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因而社会主义中国所需优先处理的、直接回应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传统”，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或“现代文学”的“人的文学”传统，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性善论及“诗言志”、“诗缘情”——这些关系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曲折的关系。最需要回应的，正是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在五六十年代提倡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可惜这一重要的、特定的历史语境，在今天提及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时往往被忽视。而对加罗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翻译的研究，恰恰能把视线重新引入这一历史过程中。
研究1950-1970年代的“当代文学”，借助当时的出版物，可以恢复这种“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感”。用1958年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大辩论”的说法，来描述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具有“世界性”规模的现实主义辩论也很恰当。洪子诚《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指出：
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日共《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中提到，在苏联实现的“社会主义”中，实际上混合了“资本主义”的成分；而且苏联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比如特权、等级制度、物质崇拜等没有防范和解决的手段。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于当时苏联的社会危机的回应。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将一切问题都归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没有改变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土壤。在《中国学习苏联》一书中，编辑白思鼎特别提出苏联的危机是官僚主义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果把斯大林主义认为是个人崇拜的话，官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克服。更重要的是，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中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有物质性的需要，还有在物质性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诉求。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回应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些像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激进的方案，而是起到缝合的作用。60年代的中国也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但中国为了应对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以及应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于青年人的影响，采取的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方案，而这种方案恰恰是以批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前提的。因此，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承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话题展开，而是要批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映的是苏联、东欧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这是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重要前提。只有理解了这个前提，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才能读懂以“人”来命名的理论文章，而不仅仅将这些文章视为理论推演。1950年代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潮及对其批判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理论论争。如果注意到它们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会发现这些思潮既是日益深化了的社会主义危机的表现，同时也有为社会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现实诉求。
以夏可为事件为例，十七岁的青年学生夏可为写信给作家茅盾、赵树理，心中讲述了其追求理想遭遇的重重困难，希望能够得到精神鼓励与技术指导，赵树理回信劝诫夏可为不要这样多的幻想，这种“幻想”并不代表“人们还得不到的美满境界、美妙事物”，它只能“助长人们‘自我扩张’的野心”，却无法启发人们创造和改进世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前途”。赵树理后来写作《卖烟叶》、《互作鉴定》，可能都与夏可为事件的刺激有关，两篇小说都涉及到青年人的出路的问题。如果不把赵树理的小说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看到其小说所揭示的问题，可以看到赵树理已经深刻地感到，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个人幸福、个人价值实现的强烈诉求，以及这种诉求遭遇阻碍之后的危机。
社会主义对物质丰裕的“现代化”诉求，必然会产生出世俗化的个人欲望；这其中不仅包括“消费社会”式的“物的焦虑”等个人物欲能否得到满足的“享福”问题，还包括了“夏可为”们个人成名立业、自我实现的需求。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可否做到两全其美，如何两全其美？正是这种“两全其美”诉求，使得1950年代人情主义、人性论思潮涵括了丰富的可能性。
罗教授将这种“难以‘两全其美’”称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危机。在《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对于阿尔卡琪们说来，工作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极为舒适……工作只要能为自己保持一定的荣誉，也就算尽了责任。”（巴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给我的印象和感受》）所以，社会中才会存在徘徊于萧继业与林育生二者之间的、充满困惑的一个个“夏倩如”或“阿米娜”。正如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所说，这样的人物不断“复现”于“当代文学”，体现出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在“分配”与“消费”两方面的“物的焦虑”：“分配”激化了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国家与集体及个人之间的矛盾；“消费”则激发个人欲望，使得“个与群”、“家与国”的协调包容中也逐渐出现冲突。
六、总结
△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讲座最后，罗教授举出了与《人的哲学》的翻译同时期出版的另一本内部发行的著作——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该书《出版者说明》中有一句话，什么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在谋求社会的幸福中实现个人幸福。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甚至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罗教授总结道，当时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尤其是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很难两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种刚才讲的苏联东欧式的解决方案，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来缝合这个状况，另一种是更激进的政治方案来推动，这和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包括文革都有关系——这是理解“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线索非常重要的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我们很难理解当代文学激进化的线索。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可以提供一个“历史正在此刻”的图像，避免简单化的处理。追溯起来，从中苏十年论战开始，在中苏分歧中展开的线路延伸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遂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参考书目
洪子诚：《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载《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页6-17。
洪子诚：《内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问题》，载《读书》2019年第12期，页61-66。
洪子诚：《可爱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载《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5期，页5-12。
白思鼎、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年至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间邦夫、原田幸夫著，余以谦译：《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